“我真受够你们家了。”
刚和丈夫离完婚,弟弟就打来电话:“姐,你那4万工资,全转给我,我明早去提车!”
我听了,突然冷笑起来。
第1章
离婚手续办得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
从民政局出来时,下午三点多的太阳依旧很大。
我站在台阶上,微微眯起眼睛。
楼下的桂花开得正盛,那浓郁的花香,闻着竟有些发苦。
前夫在我前面两步远的地方走着,他没有回头,我也没叫他。
他走到马路边,点上一根烟。
烟味飘了过来,我闻到后,忽然想起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他说过自己不抽烟。
后来,他当然开始抽烟了。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就像生活里很多事情一样,慢慢就变了。
他打了辆车,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银行发来的短信,账户余额从共同财产变成了我一个人的数字。
实际上也没多少,房子是他婚前付的首付,婚后还贷的那部分折了现。
七七八八算下来,我只拿到了不到二十万。
我心里想着,这些钱够我活一阵子了。
可是,我却没有什么踏实的感觉。
我打了辆车回租的地方。
司机把车窗打开了,风呼呼地吹着,我的头发糊了一脸。
我懒得去拢头发,就那么乱糟糟地到了小区门口。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上楼。
掏出钥匙,手有点颤抖地打开门。
换好鞋子后,我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
这一系列动作,仿佛是在演绎一场名为“离婚第一天”的戏码。
可只有我心里清楚,到现在我还没能缓过神来。
就在这时,手机又震动起来。
是我妈打来的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声音嘈杂,似乎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家庭伦理剧,有个女人在哭泣。
“办完了吗?”我妈大声问道。
“嗯。”我轻声回应。
“那行,正好你弟弟明天要去看车,你那笔钱……”我妈话里有话。
“我知道了。”我平淡地说。
我挂断了电话。
其实我心里很纠结,既不想给这笔钱,可也没勇气拒绝。
我只是麻木地应了一声“知道了”。
我今年三十二岁,在深圳一家规模中等的公司做财务工作。
工资说起来不算低,不至于让人觉得丢脸。
但扣除完税款、房租和生活费后,每个月剩下的钱也就寥寥无几了。
离婚这件事,我早就跟家里说过。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问“那你房子怎么办”。
第二反应则是提醒我“你弟那事儿你可得放在心上”。
我弟弟比我小六岁,今年二十六岁。
去年他谈了个对象,女方要求买车,十万左右就行。
从那时起,我妈就开始跟我提这件事。
她总是说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还念叨着我在深圳挣大钱,让我帮帮弟弟。
其实我根本没挣什么大钱,只是这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没挣大钱,但这话我说不出口。
冰箱里静静地躺着半个西瓜。
这西瓜是上周买的,我心里犯嘀咕,寻思着估计是坏了。
我慢慢打开冰箱门,凑近一看,果然,西瓜上面已经长出了一层白毛。
我皱了皱眉头,有些嫌弃地把西瓜扔了。
冰箱一下子空出了很大一块地方。
那是以前专门放前夫爱喝的啤酒的那一层,现在却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放。
我盯着那个空荡荡的格子,眼神有些发愣,就那么呆呆地站了几秒。
到了晚上九点多,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是我弟打来的。
电话刚接通,我就听到那边很吵,好像是在外面,有人们的欢笑声,还有音乐声。
“姐,你那笔钱啥时候转过来啊?”弟弟的语气很平常,就跟问“你今天吃饭了没”似的。
我叹了口气,回答说:“刚办完手续。”
“我知道啊,妈都跟我说了。所以你啥时候转呀?我明天一早就要去提车,都跟店里说好了。”弟弟在电话那头说道。
我看着客厅里的灯,那是一盏日光灯,灯光有点闪。
其实我一直想着把它换了,可就是一直拖着没换。
那一闪一闪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姐?”弟弟在电话那头喊我。
“听见了。”我有气无力地回应。
“那你就转呗,我微信或者支付宝都行,你咋方便就咋来。”弟弟笑着说,“对了,姐,我跟你说,我看的那辆车,白色的,老好看了,等我开回来给你看看……”
“你明天去看车,”我打断他的话,语气有点严肃,“钱都准备好了?”
“就差你这部分啦,我自己凑了两万多,妈那边给了两万,你再给四万,正好够,我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弟弟说道。
我猛地一下,特别想笑。
真的,就是那种没来由的笑,从肚子里头往上冒,一直顶到嗓子眼儿。
可我还是忍住了。
我嘴角动了动,说:“你算得还挺清楚嘛。”
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咋呼的声音:“那肯定啊,买车又不是啥小事儿。对了姐,你跟那个谁离了就离了,别老搁心里头想,回头我给你介绍个好的。我们单位有个……”
我打断他的话,语气平淡:“我明天转你。”
“行啊,你可说好啦。我明天早上起来看到钱就过去,你可别忘了,最好早点转,我怕去晚了人家那台车给别人提走咯。”
“嗯。”
“那行,挂了啊。”
电话“啪”地断了。
客厅一下子又安静下来,头顶的日光灯还在一闪一闪的,大概闪了十几下,忽然就不闪了,稳稳地亮着,跟平常一样。
我就那么呆呆地盯着那盏灯,看了老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直勾勾地盯着。
过了好一会儿,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脚步有些沉重地走到卫生间。
我打开水龙头,水开得老大,“哗啦啦”地溅得到处都是。
镜子上很快就蒙了一层水雾,我模模糊糊地,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
其实我知道自己在哭,可我没发出一点儿声音,眼泪和自来水混在一起,温度都差不多,根本分不清哪滴是眼泪,哪滴是自来水。
我就这么默默地哭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关掉水龙头。
我拿起毛巾擦脸,这毛巾旧得很,边角都发硬了,擦在脸上有点疼。
我轻轻把毛巾挂了回去,
目光落在镜子里自己的脸上。
只见我的眼睛红红的,
不过表情倒是很平静。
我不由想起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说什么成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
当时觉得这话太矫情了,
可现在却觉得,说得真是太对了。
但我这还不算崩溃,
我还没到那一步呢。
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回到客厅,
伸手拿起手机。
我没转钱,
而是打开通讯录翻了翻,
找到了一个朋友的微信,
给她发了条消息:“明天有空吗?出来坐坐。”
她很快就回我了:“有,你咋了?”
我回复道:“没事,离了。”
她立马发过来一串问号:“???你离了???”
我接着说:“嗯,明天见面说。”
她回我:“行,你定地方。”
我把手机放下,
伸手关掉灯,
走进卧室,
躺到了床上。
床很大,
我一个人躺在正中间。
我翻了个身,
又翻了个身,
折腾了大概半个小时,
才迷迷糊糊睡着。
第二天早上七点,
手机闹钟响了起来。
我伸手关掉闹钟,
看到微信上有十几条消息。
我点开一看,
七条是我弟发的。
从“姐,转了吗”到“姐????”,
中间还夹杂着好几个问号。
最后一条是凌晨一点多发的,
写着“你啥意思啊?”
手机屏幕亮起,有一条新消息,是妈妈发来的。
上面写着:“你弟说你没转钱?”
我眉头微皱,没有回复这条消息。
我从床上缓缓起身,伸了个懒腰,然后走进洗手间洗漱。
洗漱完毕后,我仔细挑选了一套衣服换上,接着便出门了。
楼下有一家我常去的肠粉店,我走进去,找了个位置坐下,向老板点了一份加蛋加肉的肠粉。
老板看到是我,笑着打了个招呼:“今天一个人啊?”
我轻轻应了一声:“嗯。”
老板接着说道:“好久没看你一个人来了。”
我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神有些放空。
不一会儿,肠粉端了上来,我往肠粉里加了些辣椒,然后慢慢吃起来。
吃完肠粉,我来到收银台付钱,一共十二块钱,我拿出手机扫码支付。
走到店门口,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街道都被照亮了,显得格外明亮。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是弟弟打来的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有些冲:“姐,你到底啥意思?”
我能听到旁边还有人说话的声音,似乎有人在他边上。
弟弟压着声音说了句“你等会”,然后又接着跟我说:“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早上要去提车,你怎么一直没转?”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我现在有点事。”
弟弟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什么事?你能有什么事?你是不是不想给了?”
他这句话说得太直接了,让我愣了一下,心里有些不舒服。
弟弟在电话里继续说道:“姐,我跟你说,这钱你之前都答应了的,妈也跟我说了,你别这个时候反悔啊,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我语气坚定地说:“我没答应过。”
我说。
那边安静了足足一秒钟,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你说什么?”电话那头传来惊讶的声音。
“我说,我没答应过给你这四万块钱。”
我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楚。此刻,我正站在热闹的肠粉店门口,炽热的太阳毫不留情地晒着我的左边脸,烫得我微微皱眉。这时,有个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去,手里还拎着两袋冒着热气的豆浆。
“你没答应?你之前不是……”对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质问。
“我之前什么都没说。你们问我,我没说话,那就是没答应。”我认真地解释道。
“你没说话不就是默认了吗?”对方有些急切地反驳。
“不是。”我坚定地说,“不说话不是默认。我以前不好意思说,现在我想说了——这钱我不给。”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五秒钟,气氛变得有些压抑。然后我弟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冲劲十足的语气,而是冷了下来,冷得让我觉得有些陌生。
“行,我知道了。”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
我缓缓地把手机放回兜里,脚步有些沉重地走到路边等车。轻柔的风吹过来,裹着醉人的桂花味道,这味道和昨天在民政局门口闻到的一模一样。我眼睛直直地看着路口那个红灯,倒计时从四十多秒开始,数字一秒一秒地跳动着。
我忽然笑了。
这笑容,既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就是单纯地笑了。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弟带着他对象来家里吃饭。饭桌上,我妈笑着说让我给他们包个大红包,我当时包了两千块。我弟看了一眼红包,脸色瞬间就不太好看了。后来,他还私下跟我妈抱怨,说姐在深圳挣那么多,就给两千,太小气了。
这话是我妈后来跟我说的。
她一边说,一边笑着,还劝我:“你别往心里去,你弟就是心直口快。”
其实,当时我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时,车来了。
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缓缓开动,窗外的树木一排接着一排快速往后退去。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车厢里一闪一闪的,像是调皮的精灵在跳跃。
突然,手机又震动起来,这次是我妈打来的。
我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急切。
旁边似乎还有人在说话,只听她不耐烦地说了句:“你别说了。”
然后,她又对着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弟一大早起来就盼着,你那边钱没到账,人家4S店都去不成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我皱了皱眉头,认真地说:“我没答应过。”
我妈愣了一下,说道:“你之前不是……”
我打断她的话,语气坚定:“妈,我之前什么都没说。你们一直在说,我就一直在听着,但我从来没说过‘行’这个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接着,我妈又说道:“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弟买车可是大事,你当姐姐的……”
我有些激动地反问:“我的事就不是大事吗?”
我妈疑惑地问:“你什么事啊?”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我离婚了。”
当“离婚”这个词说出口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陌生。
离婚了。
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从嘴里念出来,连一秒钟都用不了。
可它所代表的一切,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掉进水里,“咕咚”一声,直直地沉了下去。
“离婚怎么了?”妈妈满不在乎地说道,“你都已经离了,日子还不得照样过?你弟这事早就说好了的,你可不能因为这个就……”
“妈。”
我轻轻打断了她的话。
“我都三十二岁了。”
“什么意思啊?”妈妈疑惑地问。
“没什么意思。”我语气平淡地说,“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已经三十二岁了,离了婚,在深圳租房子住,银行卡里的钱还不到二十万。你有问过我吗?你哪怕问我一句‘你还好吗’都没有过。”
电话那头,妈妈沉默了,没有说话。
这时,车里响起了报站声,可下一站是什么地方,我没听清。
阳光洒在我的手上,我的手很白皙,连青色的血管都能清晰地看出来,一条一条的。
“你说我不帮你弟。”我提高了音量,带着一丝质问,“那你们又帮过我吗?我大学毕业那年想去上海发展,你们却说去什么上海,深圳不是有工作吗?我听了你们的话,就来了深圳。我在深圳待了整整十年,你们来看过我几次?就两次。一次是我搬家的时候,一次是我结婚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你们找男方要了十万彩礼,还说留着给我弟以后用,可那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那是你爸……”
我眉头紧皱,语气坚决地说:“我不要了。”
“那十万我不要了,我给我弟了,就当这四万是那十万里的。”
我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胸口随着呼吸起伏。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但剩下的六万,你们还我吗?”
电话那头一片寂静,安静得我能清晰地听见妈妈的呼吸声,她没有说话。
我苦笑了一下,无奈地说:“算了,不用还了。”
“就当我还你们的,从十八岁到现在,我算不清了,就这样吧。”
妈妈的声音变了,带着一丝颤抖,责备道:“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我们养你这么大……”
我轻轻点头,尽管她看不见,语气有些激动地说:“对,你们养我这么大,所以我欠你们的,对吧?”
“我上大学是自己贷的款,工作以后每个月往家里打钱。”
“我弟上大学我也给,他毕业了我还在给。”
“他要买车我得出钱,那他要结婚呢?他要买房呢?他生孩子呢?他孩子上学呢?”
这时,车转弯了,我的身体微微倾斜,赶紧伸手扶住前面的椅背。
我有些绝望地问:“我什么时候能还完?”
妈妈没有回答我。
我心里一阵失落,默默地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有一条微信,是我弟发的,就一句话:“我真服了你了。”
我没有回复。
车子缓缓开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我推开车门,下了车,静静地站在路边等候着。
等了好一会儿,朋友还没到。
我四处张望,看到不远处有家咖啡馆,便走了进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我抬手招来服务员,点了一杯美式咖啡。
咖啡端上来后,我轻轻抿了一口,那苦涩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
没想到这咖啡太烫,一下子烫到了我的舌尖,我不禁皱了皱眉。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
我心里一紧,以为是家里打来的电话,赶忙拿起手机查看。
结果发现,原来是前夫发来的消息。
消息上写着:“你的东西还有几件在我这,什么时候来拿?”
我心里有些烦躁,直接拨通了他的电话,说道:“不要了。”
电话那头传来他淡淡的回应:“行。”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我放下手机,目光望向窗外。
街对面有个年轻的女孩正在等红绿灯。
她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在肩膀上。
微风轻轻吹过,她的头发随风飘动。
她下意识地用手拢了拢头发,动作十分优雅。
过了一会儿,红灯变成了绿灯。
女孩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前走去,步子很快。
当她走到路中间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快速地看了一眼,然后又把手机放回包里,继续向前走。
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渐渐走远。
过了没多久,朋友来了。
她一进咖啡馆,就四处张望,寻找我的身影。
看到我后,她径直走过来,坐在我对面。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皱了皱眉头,说:“你眼睛怎么肿了?”
我假装不在意地说道:“没睡好。”
朋友白了我一眼,说道:“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
说着,她把自己的包放在一边,然后招手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杯拿铁。
她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说道:“说吧,怎么回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思考着该怎么说。
然后缓缓开口道:“我离婚了。”
朋友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你昨天说了。”
我满脸担忧地看着对方,关切地问:“我问的是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对劲。”
对方脸上带着一丝强装的镇定,回答道:“我没怎么。”
我紧紧盯着她,略带质疑地说:“你没怎么会主动约我?你这个人,平时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你不舒服到一定程度不会找人的。”
她听了我的话,沉默着没有说话,眼神有些躲闪。
这时,服务员把拿铁端了上来,我轻轻喝了一口,静静地等着她开口。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眉头微微皱起,眼神里满是纠结,可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
是从昨天离婚开始说起吗?是从我妈那个电话开始说起吗?是从我弟那句“我真服了你了”开始说起吗?还是从更早,早到我记不清的那些事情开始说起呢?
最后,她像是鼓足了勇气,缓缓说道:“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
话一出口,她的脸上就露出了后悔的神情,心里想着这话太矫情了,就像电视剧台词一样。
但我并没有觉得这句话矫情,只是静静地看着她,没有说话,目光里满是理解和关切。
她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咖啡。那咖啡是黑色的,表面有一层淡淡的油脂,在灯光下微微泛着光。
她的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不用看也知道是她妈妈又打了两个电话过来,她没有去接。
她有些烦躁地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然后,她带着一丝委屈的语气说:“你知道吗,他们到现在都没问过我一句,离了婚难不难过。”
我看着她,温和地说:“你自己也不说啊。”
她听了我的话,缓缓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地看着我。
她目光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道:“你会跟他们说吗?”
“你会跟你妈说,你心里特别难过,大半夜哭了好长时间,你觉得这六年就像一场梦,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眼神有些呆滞,嘴巴微微张开。
她又追问了一遍,语气带着一丝急切:“你会吗?”
我皱着眉头,认真想了想,然后缓缓摇了摇头。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所以啊,你不说,他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然后继续找你要钱,继续让你帮你弟,还一直觉得你在深圳过得可好了,一个月能挣好几万,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我赶紧辩驳道:“我没挣好几万。”
她点了点头,平静地说:“我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想知道。”
说完,她把手里的杯子轻轻放下,看着我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我转过头,望向窗外。阳光格外灿烂,洒在街上。
街上一辆接一辆的车缓缓开过去,尾灯一闪一闪的,像星星在眨眼。
这时,有个人骑着电动车经过,电动车后面载着一个小孩。
小孩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小气球,气球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着。
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轻声说:“我不知道。”
这确实是真心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记得,昨天在电话里,我弟用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你把四万块全转给我”的时候。
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很轻,但却很清楚。
突然,一个声音冷冷地说道:“够了。”
这“够了”,并非指钱够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够了,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够了。
第2章
那天,我和朋友在咖啡馆里一直坐到打烊才起身离开。
我一口气喝了三杯美式咖啡,咖啡因的作用让我的心脏跳得有些快,“砰砰”直响。
朋友临走时,一脸担忧地对我说:“你要是实在扛不住了,就来找我,别一个人硬撑着。”
我微笑着应了一声:“好。”
但我心里清楚,我是不会找她的。这并非是不信任她,只是有些事情,说出来也无济于事,别人顶多能听听,却无法替你承受那份疼痛。
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二点了。
电梯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头顶的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我望着电梯门上倒映出的自己,只见脸色疲惫不堪,眼袋也十分明显。
出了电梯,走廊里安静极了,每家每户的门都紧紧闭着。虽然这房子隔音不太好,但还是能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还在看电视,一个女人的哭声从某个房间传出来,也不知道是哪部剧里的情节。
我打开家门,没有开灯,就那么在黑暗中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等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我看到窗户外面透进来的光,模模糊糊的,洒在地板上。
我的手机放在玄关处,我去洗了个澡。洗完出来,看到手机屏幕上全是未读消息。
我妈发了十二条语音,我连一条都没听,直接略过。
我弟发了一条文字消息,上面写着:“你就这样吧。”
还有我爸。
我爸向来很少发消息,他不太会用智能手机,这次发的是一条语音。
那条语音很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点开了。
“你妈被你气得不轻。”
就这一句。
他的声音不大,语速也很慢,就像在说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
我爸一直都是这样,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妈说了算,他只负责在旁边看着。
偶尔,他会出来说一句“你别这样”,或者“你妈说得对”,但大多数时候,他什么都不说。
我没有回复这条语音。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就像有好多条线缠在一起,怎么都解不开。
我想起了很多事,不是一桩一件慢慢回想起来的,而是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记得十八岁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我满心期待地想去外省。
我跟妈妈说:“妈,我想去外省读书。”
我妈立刻反对:“不行,你就在本省读,离家近,省得我们担心。”
我急切地解释:“我想出去看看。”
我妈皱着眉头,强硬地说:“你一个女孩子出去什么出去,外面乱得很。”
后来,我无奈地填了省内的学校,选了会计专业,因为我妈说这个专业好找工作。
又想起二十二岁毕业那年,我想去上海发展。
我跟妈妈说:“妈,我想去上海。”
我妈却反问:“深圳不是有工作吗?”
妈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表哥在深圳那边,你去了多少能有个照应。”
我皱着眉头,有些不情愿地说:“妈,我不想去深圳。”
妈立马劝道:“你表哥都帮你问好了,你不去让人家怎么办?”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最终还是来了深圳。
回想起二十五岁那年,我第一次谈恋爱。
那时男友不是本地人,妈知道后,一脸严肃地说:“不行,你嫁那么远,以后有个什么事可怎么办?”
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再后来,我谈了个本地的对象,也就是我的前夫。
妈满脸笑意地说:“这个好,离家近,你弟以后也能有个照应。”
结婚那天,妈特别高兴。
她拉着我弟的手,叮嘱道:“以后你姐在那边,你有什么事就去找她。”
那时我弟才二十岁,还在上大学。
他一有事儿就找我,不是生活费不够了,就是买手机差钱,要不就是想换个电脑。
每次打电话,他一开口就是:“姐,我……”
我从来没拒绝过他。
因为妈总跟我说:“你是姐姐,帮帮弟弟是应该的。”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呢?
肯定不是昨天。
昨天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或许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吧。
我满心欢喜地回老家,带了好多东西。
给妈买了件羊绒衫,妈穿上一定特别暖和。
给爸买了他爱喝的茶叶,爸肯定会很高兴。
还给弟买了一双一千多块的鞋。
到家那天晚上,弟和他对象也来了。
他们一进门,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各自玩起了手机。
我走进厨房,帮妈洗菜。
妈一边切菜,一边对我说:“你弟那对象家里催着买车,你那边能不能拿点出来?”
我满脸愁容,跟妈妈说:“妈,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呐,每个月房贷车贷压得我喘不过气。”
妈妈皱着眉头,有些不满地说:“你不是刚涨工资了吗?你弟现在有个事儿,你得上上心。”
我抿着嘴,心里有些烦闷,没说话。
到了吃饭的时候,弟弟一脸好奇地问:“姐,姐夫开的什么车呀?”
我无奈地回答:“他没车,每天坐地铁上班。”
弟弟不屑地笑了一下,撇着嘴说:“姐夫那单位不行啊,连个车都买不起。”
前夫听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黑沉沉的,我看了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还是忍住没说话。
吃完饭,弟弟和他对象匆匆离开了。妈妈在收拾碗筷时,轻声对我说:“你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别跟他计较。”
我心里一阵苦笑,想着弟弟所谓的不容易。他今年二十六岁,在一个小县城的事业单位上班,一个月工资四千多。不用租房,也不用还房贷,一日三餐都是妈妈做,衣服也是妈妈洗。他最大的压力也就是攒钱买辆车。
再想想我自己,在深圳待了十年了。每天上下班通勤就得两个小时,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是常有的事。中午吃饭经常是对着电脑随便扒拉两口。胃病都犯了好几次了,还离了婚。银行卡里的钱不到二十万,都三十一岁了,也不敢要孩子,因为实在养不起。
到底谁更不容易呢?
这个问题我在心里问过自己很多遍,可从来没敢问家里人。因为我心里清楚答案是什么。
那个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看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一直到凌晨四点多,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早上八点,手机的震动声把我从睡梦中硬生生地拽了出来。
迷迷糊糊中,我瞟了一眼屏幕,是我妈打来的电话。
我盯着屏幕发了几秒呆,还是伸手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刚哭过:“你总算接电话了。”
紧接着,她的语气变得有些愤怒:“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
我轻声回了句:“没有。”
我妈不依不饶:“那你昨天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你欠我们的?你从小到大,我们亏待过你吗?你上大学我们没出钱吗?那贷款是你自己要贷的……”
我坐直了身子,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我当时要是能去更好的学校,会去贷款吗?妈,当年我分数够去外省那所211的,是你不让我去,非要我在本省读个二本。那二本的学费比211还贵,你不记得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妈缓了缓,说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淡淡地回了句:“没什么用,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我妈紧接着问:“你弟那车的事,你就直说,给不给?”
我望向窗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阳光照在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我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睛。
然后坚定地说:“不给。”
我妈有些气急:“你——”
我接着说:“我现在离婚了,要重新租房子,要生活,实在没钱给他。”
妈妈的声音突然在电话那头响起:“你不是分了二十万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眼神瞬间变得有些呆滞,嘴巴微微张开。
我满脸疑惑,急忙问道:“你怎么知道二十万?”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安静得只能听到轻微的电流声。
我提高了音量,再次追问:“妈,你怎么知道我分了二十万?”
妈妈的声音带着一丝慌张,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自己说的啊,你昨天不是……”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没说过。我从来没跟你们说过我分了多少钱。”
电话那头安静极了,我甚至清晰地听到妈妈咽了一下口水的声音。
我皱起眉头,语气中带着怀疑,问道:“是不是你弟跟你说的?”
妈妈连忙解释:“你弟……他也是关心你,他就问了一下你律师……”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反问道:“他认识我的律师?”
妈妈赶紧说道:“不是,你那个律师不是老家的吗?你弟去找过他,问了一下,人家就说大概那个数……”
我缓缓闭上眼睛,阳光直直地照在我眼皮上,眼前一片红彤彤的。
我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妈,我弟去找我的律师,问我离婚分了多少钱,然后告诉了你,然后你们就给我打电话要这二十万?”
妈妈急忙解释道:“我们不是要二十万,就要四万……”
我情绪有些激动,声音忽然提高了,连我自己都被这音量吓了一跳:“有什么区别?他去找我的律师查我分了多少,这叫什么事?他凭什么?”
妈妈还在试图辩解:“他不是关心你吗?”
“怕你吃亏……”
他这么说着。
我忍不住开口:“他关心的是钱吧。”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太狠了。
可话已出口,我也没打算收回。
电话那头,妈妈开始哭了。
那哭声不是大哭大闹,而是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
妈妈带着哭腔说道:“你说这种话……你伤人心了你知不知道……你弟对你多好你不知道……你小时候谁带你玩的……你上大学谁送你去的……”
我皱了皱眉头,冷冷地回应:“他送我去的?那是我自己坐火车去的。”
妈妈急忙解释:“你爸我们送你的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坚定:“妈,我不想吵了。钱我不会给的,以后我也不会再寄钱了。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算清楚,该给你们的我不会少,但多的没有了。我弟的事,以后不要找我了。”
妈妈有些着急,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语气平淡:“就是字面意思。我还有事,先挂了。”
没等妈妈再说什么,我直接挂了电话。
此时,我的手在不停地抖,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情绪冲到顶点后的生理反应。
我有些生气地把手机扔在床上,然后朝着卫生间走去,打算洗把脸。
水凉凉的,打在脸上,让整个人清醒了一点。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只见眼袋很大,眼睛下面的皮肤发青,嘴唇也有点干。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昨天朋友说的那句话:“你不说,他们就当没事。”
我不禁暗自思忖,要是我说了,他们是不是就能相安无事了呢?
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我心里清楚得很,这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他们肯定会有各种说辞。他们会说我变了,还会说我离婚之后性格变得糟糕透顶,甚至会指责我在深圳待久了,学坏了。
我仿佛都能听到妈妈那痛心疾首的话语:“白养了这个女儿。”
弟弟也会一脸不满地说:“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些话我一点儿都不陌生,因为他们以前就说过类似的。只不过以前说的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如今这话语的“火力”升级了而已。
这时,手机又震动起来。我连看都没看一眼,不用猜也知道是谁发来的消息。
我转身走进厨房,准备烧点水。水壶开始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水蒸气缓缓升腾起来,渐渐模糊了厨房的窗玻璃。
我一边等着水烧开,一边陷入了回忆,想起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到或许只有我还记得。
那是我七岁那年,弟弟才一岁。有一天,妈妈让我照看弟弟,她去洗衣服。
弟弟在院子里慢慢地爬着,我蹲在旁边紧紧地盯着他。
他爬到一个水坑边上,我赶忙伸手把他拉了回来。可弟弟不乐意了,扯着嗓子大哭起来,那哭声震耳欲聋。
妈妈听到哭声,从屋里冲了出来,伸手一把将我推到了地上,大声斥责道:“你怎么带弟弟的?”
我的屁股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疼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我咬着牙,硬是没哭出来。
后来,我在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颗糖。也不知道是谁掉的,糖纸都没了,上面还沾着一层灰。
我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灰,随后把它放入口中吃了下去。
它是甜的吗?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我只清晰地记得,那水泥地坚硬无比,摔上去的时候,疼得钻心。
水烧开了,我伸手关掉火,倒了一杯水,小心翼翼地端回客厅。
房子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楼下有人在大声骂孩子。那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努力想听清楚,却怎么也听不真切。
我缓缓坐下,思索了片刻,然后打开微信,给弟弟发了一条消息。
“你去找我的律师询问钱的事情了?”
过了几分钟,他回复了,语气带着些许不耐烦:“问了又怎么了?我关心我姐还不行吗?”
我皱了皱眉头,回复道:“你要是关心我,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
他很快回过来:“我就算问了你,你也不会说的。”
我有些生气,敲下几个字:“你根本就没问过。”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发来了一条长语音。我没有点开,而是转成文字来看。
他说:“姐,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已经离婚了,钱是你自己的,你要是不想给,那就算了。但你昨天那种态度算怎么回事?你说你没答应过,可之前每次提到这事,你也没拒绝啊。你不拒绝不就是默认了吗?你现在翻脸不认账,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我都跟人家说我这个月要提车了。”
我眼睛直直地盯着这段文字,看了很久很久。
“你不拒绝不就是默认吗?”
这句话蓦地在我脑海中炸开,瞬间勾起了许多往事。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回母亲殷切地看着我,说道:“你帮帮你弟。”
我沉默着,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口,那便是默认了。
又有一次,母亲满脸期待地跟我说:“你工资那么高,给你弟买个好点的电脑。”
我坐在那里,低着头,手指不自觉地捏着衣角,依旧没说话,这同样是默认。
还有母亲满脸喜气地提及:“你弟结婚的时候你得出点力。”
我皱了皱眉,目光有些躲闪,最终还是没说话,还是默认。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沉默。
而他们呢,就理所当然地默认了一切的答案。
今天,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坐在桌前,打开手机聊天界面,手指在屏幕上缓缓打出一行字。
看着那行字,我犹豫了一下,随后狠心删了。
接着,我又重新打了起来,可打好后,又觉得不满意,再次删掉。
经过几番折腾,最后我只发了四个字。
“那就算了。”
消息刚发出去,弟弟就秒回了,语气带着几分疑惑:“什么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快速在屏幕上敲击:“我说那就算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跟谁跟谁。我不给了,就这样。”
发完这条消息,我咬了咬牙,将他的微信设成了免打扰。
接着,我又依次把家里所有人的微信都设成了免打扰。
做完这一切,我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
我低头一看,手心全是汗,湿漉漉的。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跳得我觉得自己是不是马上要犯心脏病了。
不过,这心跳不全是因为害怕,似乎还有别的情绪,可又说不清楚。
我有些慌乱地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上午九点半。
阳光已经透过窗户洒了进来,整个客厅都亮堂堂的。
就连平时阴暗的角落,此刻也被照亮了,能清晰看到空气中浮动的灰尘。
那些灰尘始终在那里,只不过以前我没注意到。
手机安静了约半个小时。
十点零三分的时候,我弟发了一条朋友圈,我看到了截图。
那是一个转账截图,可我不知道钱是从哪儿转来的。
配文写着:“还是朋友靠谱,有些人不如外人。”
他没提名字,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说的是谁。
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几秒,随后划了过去。
接着,我做了另一件事。
我打开计算器,开始计算这十年我往家里寄了多少钱。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我一跳。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我每个月固定往家里打两千块,过年过节还会额外给。
加上我弟上大学那四年,每年我还多给一万。
这么算下来,差不多有四十万了。
“四十万!”我小声嘀咕着,揉了揉眼睛,又算了一遍。
没错,确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我年薪最高的时候,税后也不到二十万。
在深圳,租房、吃饭、交通,各项开销很大,每个月能剩下五六千就很不错了。
这十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台ATM机。
插卡、输密码、吐钱,然后等着下一个要钱的人来。
关键是,这台ATM机从来不问“为什么”。
我皱了皱眉头,放下手机,缓缓走到阳台上。
阳台十分狭小,仅仅能容纳一个人站立。
上面晾着几件衣服,微风轻轻拂过,衣服随之轻轻晃动。
楼下,一位老太太正慢悠悠地遛着狗。
那只狗浑身雪白,体型小小的,步伐也慢悠悠的。
老太太在前面走几步,就会回头看一眼,嘴里还念叨着:“快点儿,跟上!”
我静静地看着那只狗渐渐走远,不知怎的,忽然就想笑。
我心里琢磨着,你瞧,人对狗都舍不得让它落在后面呢。
我转身回到屋里,这时手机屏幕又亮了起来。
这次不是家里人发来的消息,而是公司同事。
同事在消息里说,下周一有个报表要交,让我提前准备一下。
我简单地回了个“好”,便去洗澡、化妆、换衣服。
周一嘛,自然是要去上班的。
虽说离职了,但又不是不能做事了。
该做的事情一件都不能落下,该交的报表也得按时交。
这世界可不会因为你离了婚就停下运转,也不会因为你跟家里闹了矛盾就给你放假。
出门时,太阳明晃晃的,热辣辣地照着。
我戴上一顶帽子,朝着公交站走去,准备等车。
公交站旁,站着一个年轻女孩。
她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背着一个硕大的包,手里拿着一杯星巴克,正讲着电话。
女孩皱着眉头,语气有些不耐烦:“妈,我知道了,你就别唠叨了。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发了就转给你。”
停顿了一下,她又接着说:“我知道弟弟要交学费,我都说了发了工资就转。你别说我没良心行不行?”
说完,她气呼呼地挂了电话,喝了一口咖啡。
然后面无表情地望着路的前方,此时车还没来。
我静静地站在她身旁,双唇紧闭,什么话也没说。
轻柔的风缓缓吹来,调皮地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上。
她下意识地伸出手,轻轻拢了拢头发,然后将其别到了耳朵后面。
这时,我注意到她的耳垂上有一颗极小的痣,位置竟和我长痣的地方一模一样。
没过多久,车来了。
她轻盈地先上了车,我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她选了前面的座位坐下,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路上,她没再打电话,一直低着头专注地看着手机。
我心里有点好奇,可又不好意思问,只能猜测她到底在看什么。
终于到站了,我率先下了车。
我刚往前走了两步,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姐?”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发现是那个女孩。
她从车窗探出头来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有些犹豫。
“你东西掉了。”她一边说着,一边递过来一把钥匙。
我心想,大概是我刚才掏手机的时候,钥匙从口袋里滑出来了。
我伸手接过钥匙,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她轻轻点了点头,随后车门关上,车缓缓开走了。
我站在路边,眼睛一直盯着那辆车,看着它越开越远。
车的尾灯渐渐变成了两个小红点,最后在路口消失不见。
那把钥匙握在手里,感觉有点发烫,毕竟被那个女孩握了一路。
我把钥匙放进口袋,转身朝着公司的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我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那是前门的钥匙。
这把钥匙对应的不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而是以前那个家的。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酸涩,那个家已经不属于我了。
我紧紧地把那把钥匙攥在手心里。
攥得那样紧,钥匙的齿深深地硌着掌心的肉,传来一阵尖锐的疼。
可我没有把它扔掉。
这倒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是我突然觉得,这把钥匙以后或许还有用。
它不是用来开那扇门的,而是用来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从哪儿来,现在在哪儿,以后又要去哪儿。
到了公司,我熟练地打卡,然后打开电脑,接着给自己泡了一杯茶。
一位同事走过来,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问我:“周末过得咋样啊?”
我挤出一丝微笑,回答说:“挺好的。”
她没再多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
电脑屏幕渐渐亮起来,Excel表被我打开,一行行数字整齐地排列着。
我目光直直地盯着那些数字,手轻轻地放在键盘上,却没有动。
这时,桌上的手机亮了起来。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妈妈发的一条语音。
我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没点开。
我继续看着Excel表,那些数字清晰明了,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欺骗,不隐瞒,也不算计。
数字不会像人一样,说什么“你不拒绝就是默认”。
数字不会说“你帮帮你弟”。
数字更不会说“你妈被你气得不轻”。
数字就是数字,单纯而真实。
我缓缓地把耳机戴上,选了一首歌播放,然后把音量调大。
大到我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音乐和面前的Excel表。
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做表。
第3章
那周过得比我预想中还要平静。
家里人再也没打电话过来,微信消息也彻底消停了。
我妈没发消息,我弟也没发。
就连我爸之前发的那条“你妈被你气得不轻”的语音,都像是最后的遗言一样,之后再也没了后续。
我把那些设置的免打扰都解除了,可对话框还是停在原地,就像一面镜子,映着最后那些话。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日子就跟复印机似的,每天印出一张差不多的。
偶尔会有那么一瞬间,比如等红绿灯的时候,或者洗澡水从头上淋下来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起来——哦,我离婚了。哦,我跟家里闹翻了。
但这些念头就像水面上的油花,飘一下就不见了,怎么也沉不下去。
周三中午,前台小姑娘拿着个快递走过来,笑着说:“周姐,你的。”
我接过快递拆开,是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纸,是律师事务所寄来的,是离婚手续的最后确认函。
我看了两眼,确认没问题后,就把它扔进了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以前结婚证的照片,那天办完离婚手续,我就把原证留在那儿了,自己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存着,也不知道存这照片干嘛。
我没删,也没看,就那么放在那儿,就像放一个不会再打开的文档。
周五下午,临近下班时分。
同事小林突然凑到我跟前,一脸期待地问:“周末跟我去爬山咋样?”
我愣了一下,反问道:“什么山呀?”
她眼睛亮晶晶的,笑着说:“凤凰山,不高,就当去散散步。”
我原本想拒绝,话都到嘴边了,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以前的我肯定会拒绝,然后一个人在家窝两天,对着天花板发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好。”
小林瞪大了眼睛,满脸惊讶:“真的?你不是周末都不出门的吗?”
我嘴角微微上扬,有点自嘲地说:“那是以前。”
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
仿佛离了婚之后,我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
其实也不是,只是以前不想做的事,现在觉得做做也没什么。
周六一大早,我和小林就来到了凤凰山。
远远望去,凤凰山不算高,山上树木郁郁葱葱。
上山的台阶修得很平整,两边种满了树,阳光被树叶遮挡,晒不到身上。
微风从山脚下徐徐吹来,带着淡淡的草香。
小林脚步轻快,走得很快。
我在后面紧紧跟着,才爬了大概二十分钟,就开始喘粗气了。
再看小林,她才刚刚开始出汗。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得多锻炼锻炼啦。”
我有点不好意思,点了点头:“我知道。”
她又好奇地问:“你以前周末都干啥呀?”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睡觉。”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问:“睡两天?”
我无奈地笑了笑:“差不多。”
她轻轻笑了笑,没再继续问。
小林和我共事三年了,不算特别熟,但也不陌生。
她知道我结过婚。
但她不知道我已经离了婚。
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讲。
倒不是故意隐瞒,只是觉得没必要。
办公室里,大家聊的都是报表、报销、发票这些事儿,没人会关心你的婚姻状况。
我们爬到半山腰,看到有个凉亭。
于是,我们走过去,坐在凉亭里喝水。
这时,小林从包里掏出两个橘子。
她把其中一个递给我,笑着说:“这个可甜了,是我昨天在楼下水果店买的。”
我伸手接过来,慢慢剥开橘子皮。
然后,我掰下一瓣放进嘴里,尝了一口。
这橘子确实甜,不过甜得有点假,感觉像是泡过糖水一样。
小林忽然看着我,关切地问:“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什么?”我有点没反应过来,疑惑地看着她。
“你看起来跟以前不太一样。”小林认真地说。
“哪里不一样了?”我反问她。
小林歪着头想了想,说:“说不上来。以前你总是一副很累的样子,现在还是累,但好像没那么……紧了。”
没那么紧了。我一边嚼着橘子,一边琢磨着她这句话。
“可能吧。”我轻轻点了点头,回答道。
“这是好事啊。”小林说着,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快到山顶了。”
终于到了山顶。
山顶很小,就是一块平地。
平地上立了根旗杆,旗子被风吹得啪啪作响。
我走到山顶边上,往下望去。
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楼密密麻麻的,就像乐高积木搭起来的一样。
远处的山一层叠着一层,最远的那层灰蒙蒙的,和天空连在了一起。
狂风呼啸着席卷而来,风力强劲,将我的头发一股脑儿地吹到了脸上,瞬间糊住了我的眼睛。
我下意识地用手快速拨开挡在眼前的头发,定睛朝远处望去,只见有一架飞机正在缓缓降落。
那飞机在远处看起来极小,宛如一只银色的鸟,正慢悠悠地向下沉去。
“好看吧?”小林也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架飞机,脸上带着些许陶醉的神情说道。
“嗯。”我轻轻应了一声。
“我每个月都会来这儿一次,”小林微微仰起头,眼神专注地说,“每次看到这个场景,就觉得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我沉默着,没有接话。
她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有些事情,即便站得再高,在我心里也丝毫不会变小。
下山的时候,我的腿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这是爬完山之后正常的生理反应。
小林兴奋地提议:“晚上去吃火锅吧!”
“好。”我爽快地回应道。
小林略带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答应呀?”
我反问道:“不好吗?”
“不是不好,”小林挠了挠头,“就是我不太习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这两个字又一次在我脑海中浮现。
下了山,我们来到一家重庆火锅店。
一进店,那红彤彤的锅底便映入眼帘,光是看着,就感觉一股辛辣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人鼻子发痒。
小林兴致勃勃地点了一堆菜,有毛肚、鸭肠、黄喉、藕片,还有土豆,不一会儿,满满一桌子就摆满了。
她熟练地夹起一片毛肚,在滚烫的锅里七上八下地涮着,然后放进嘴里,嚼得咯吱咯吱响,脸上满是满足的神情。
“你离婚了?”小林突然开口问道。
我正夹菜的手瞬间停住了,动作僵在半空中。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问道。
“你工位上的全家福拿掉了。”小林轻描淡写地说。
她轻轻倒了一杯酸梅汤,送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我说道:
“而且你这段时间啊,从来都不提你老公。以前虽说也不怎么提,但现在是一个字都不说了。”
我听了她的话,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沉默着。
“没事的,”她温柔地安慰我,“不想说咱就不说。我就是想跟你讲,不管你离没离婚,下次爬山还能叫上我。”
我静静地看着她,此时红油锅底正咕噜咕噜地冒着泡,热气腾腾的。她的脸在那雾气后面,渐渐变得有点模糊不清。
“离了。”我轻声说道。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
“两个星期了。”我接着说。
“难过吗?”她关切地问道。
我微微皱眉,想了想后回答:“有时候会难过。”
“那很正常,”她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涮了一片藕,“要是不难过那才有问题呢。”
之后,我们没再继续聊这个话题,而是专心地吃起了火锅。吃完后,我们便各自回家。
到了家门口,我掏出钥匙,缓缓插进锁孔,轻轻拧了两圈,门“咔嚓”一声开了。
屋里黑黢黢的,我没有开灯,就站在玄关处,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思绪有些飘远。
这时,手机亮了起来,是一条短信,来自银行。原来是信用卡账单出来了。我看了看账单上的数字,并不大,便直接把钱还上了。
然后,我顺手点开了微信,发现我妈头像上有个红点,有一条未读消息。
这条消息是两个小时前发的。
上面只有五个字:“你爸住院了。”
这五个字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屏幕上,没有前因后果,也没说在哪个医院,是什么问题,严不严重。
那五个字,就像一块突然扔过来的石头,“砰”地一声砸在我面前,仿佛在试探我会不会去捡起它。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五个字,看了好长时间。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可沉到一半却停住了。因为我的脑子里有个声音在不断地盘旋:“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我就知道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不是那种彻底完了的绝望,而是我已经没办法再凭借最本能的直觉去做出反应了。
以前,妈妈说什么我都深信不疑。记得有一回,她说爸爸住院了,我当时心急如焚,立刻掏出手机打电话过去,焦急地询问到底怎么回事,爸爸在哪个医院,还急切地表示自己马上就过去。
但现在呢,当听到类似的消息,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却是:“是不是她为了骗我回家才这么说的?”
我整个人靠在门上,后背紧紧贴着那扇冰凉的木门,丝丝凉意顺着后背蔓延开来。
客厅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而对面楼的灯光却格外明亮,透过窗户洒了进来,在墙上投下一个方方正正的光块,就像一个神秘的小舞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电话铃声响了三声,那边就接起来了。
“妈。”我轻声喊了一句。
“你不是不接电话吗?”妈妈的声音冷得像冰碴,让我心里一紧。
“我爸怎么了?”我强忍着内心的不安,问道。
“你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你还关心他怎么了?”妈妈的语气里满是埋怨和指责。
我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微微用力,指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了。
“我问你,我爸怎么了。”我咬了咬牙,再次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坚定。
“脑梗。”妈妈终于说出了实情,“前天晚上他就觉得不舒服,昨天早上送去的医院,现在在县医院住着呢。”
“你爱来不来。”对方没好气地说道,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哪个病房?”我急切地追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你不是不来吗?”对方嘲讽地回应,带着一丝挑衅。
“我问你哪个病房。”我提高了音量,有些着急了。
她极不情愿地说出了科室和床号,那语气,就好像是在念一个与她毫无关联的地址。
说完,她没等我再开口,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独自站在黑暗之中,手机屏幕散发的光,惨白惨白地照在我脸上。
我打开12306,手指在屏幕上不停滑动,查了一下回家的车票。
最早的一班是明天早上七点四十,到达县城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多。
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票,然后又打开地图软件。
在地图上搜索县医院的位置,接着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快捷酒店。
我仔细对比了几家酒店的价格和评价,最后订了一晚。
做完这些事情后,我伸手按下了灯的开关。
客厅瞬间亮堂起来,我看到那盆绿萝,叶子有些泛黄。
我顺手拿起一旁的水壶,给它浇了点水。
浇完水,我才突然想起,前两天刚给它浇过。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乱糟糟的,不停地想着我爸、他妈、我弟,还有我自己。
我爸这个人呐,一辈子都不爱说话,在这个家里好像没什么存在感。
我妈骂我们的时候,他就默默地在旁边抽烟,一句话也不说。
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看电视,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我弟找我要钱的时候,他就坐在沙发上剥花生,装作没看见。
他其实不是坏人,只是他有自己的处事原则。
他从来不做任何决定,遇到事情总是选择忍耐。
他不为任何人出头,也不替任何人说话。
他的人生哲学就一个字:忍。
唉,忍忍就过去了。
别惹事,日子总得继续过下去。
他脑梗了。
我心里琢磨着,到底是谁送他去的医院呢?
是我妈一个人吗?
还是我弟也在呢?
我想打电话问问我弟,可手刚拿起手机又放下了。
我怕他问我一句“你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到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车厢里人不多,我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旁边是个中年男人,一直在刷短视频,还把声音外放,吵得我头疼。
我皱了皱眉头,无奈地戴上耳机,选了一首很老的歌,把音量调大,然后闭上眼睛。
火车缓缓开动,窗外的风景快速往后退去。
先是城市里密密麻麻的楼房,接着是郊区的小厂房,然后是一片片农田、一个个村庄,远处还有连绵的山。
天阴沉沉的,云很厚,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靠在椅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电线杆,它们一根接一根地闪过,很有规律,隔几秒就有一根。
我一开始还数着,可数到几十根的时候,就没了兴致。
这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那年我考上大学,要去外地上学了。
我爸送我到汽车站,他默默地帮我拎着行李箱,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那有点弯的腰,心里一阵酸涩。
他走得很慢,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到了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爸爸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
“知道了,爸,你和妈也要注意身体。”我回答道。
爸爸点了点头,又继续往前走。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一去,家就变成了远方。
到了车站,他轻轻地把箱子放下。
接着,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信封,然后递给我。
“拿着。”他淡淡地说道。
我接过信封,好奇地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千块钱。
“爸,你不是……”我欲言又止。
“别跟你妈说。”他说完这句,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我站在汽车站门口,呆呆地看着他渐渐走远。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夹克口袋那里破了一个洞,显得有些陈旧。
他走路的姿势明显往左边偏,因为他右腿有点毛病,那是年轻时摔的,当时没好好治。
后来,那两千块钱我用了一个学期。
我妈不知道这件事,我弟也不知道。
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我爸这个人,不是坏人,但他也从来没帮我说过一句话。
他给我两千块钱,还让我别跟我妈说,就像在承认一个事实:在这个家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钱是只能藏着花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信封,夹在中间,被塞着藏着,不能见光。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一刻。
我下了车,走出车站,然后打了一辆车去县医院。
司机是个老头,特别爱说话。
他问我:“姑娘,你是不是来看病人的呀?”
我回答说:“是的。”
他又接着问:“那你看谁呢?”
我说:“我爸。”
他又问:“你爸什么病呀?”
我说:“脑梗。”
他听了,叹了口气说:“这个病麻烦,得好好养。”
我没有接他的话。
他见状,也就安静了下来。
车子在县医院门口堵了一会儿。
我拿出手机,扫了码付了钱,然后下了车。
医院的大门看上去很陈旧,大门两边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了里面灰色的水泥,显得有些破败。
门口摆着几个卖水果的摊子,还有卖花篮的,红的黄的色彩鲜艳,却艳得有点假。
我皱着鼻子,走进了大厅。
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我不禁皱了皱眉。
电梯里人太多,我选择走楼梯。
爬到四楼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喘了。
走廊很长,白色的灯管把整个走廊照得惨白。
两边的墙刷着淡绿色的漆,下半截已经被蹭黑了,显得脏兮兮的。
我顺着走廊寻找,终于找到了我爸的病房。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三人间,靠窗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背对着门。
“爸。”我轻声喊道。
那人缓缓转过身子,是我爸。
他瘦了,不是这两天才瘦下来的,他本来就很瘦,现在躺在病床上,显得更加瘦弱了。
他脸上没什么血色,嘴唇干干的,眼角也往下耷拉着,右手上扎着留置针,用胶布缠着。
“来了。”他声音不大,但说得很清楚。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了下来。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复杂的神情,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
最终,他什么话都没讲,只是缓缓地将手从被子里伸了出来,轻轻搭在了床沿上。
我连忙伸出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冰冷冰冷的,瘦得皮包骨头,骨节硬邦邦的。
我一脸担忧地问道:“医生怎么说?”
他轻描淡写地回答:“没什么大事,就是以后别抽烟了,别喝酒,少吃油。”
我有些怀疑地说:“你都抽了几十年的烟了,能说不抽就不抽?”
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却没有说话。
此时,病房里并没有我妈的身影。
旁边病床上躺着的也是一位老头,他患有脑溢血后遗症,半边身子都不能动弹。他的老伴在一旁悉心伺候着,正拿着毛巾轻轻地给他擦脸。
另一张床空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我环顾四周,开口问道:“我妈呢?”
他平静地说:“回去了,说回去拿点东西。”
我接着又问:“我弟呢?”
他回答“上班”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声音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并没有看我。
我见状,便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病房里的空气安静了几秒,这时,旁边那个老头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的老伴赶紧伸出手,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拍着他的背。
突然,我爸看着我,认真地说:“你瘦了。”
我连忙否认:“没有,还那样。”
他又重复了一遍:“瘦了。”然后关切地看着我,“在那边吃了没?”
我回答:“吃了。”
他接着又问:“吃的什么?”
我顿时愣住了,心里犯起了嘀咕:“吃的什么呢?”
我仔细回想,今天早上出门前,我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个饭团。
然后坐在车上,慢悠悠地把它吃了。
中午我没吃东西,倒也不觉得饿。
“吃了饭。”我轻声说道。
爸爸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我心里明白,他根本没相信我,但他也没有当场拆穿我。
我们在病房里坐了大概半个小时,妈妈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病房门,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
一个袋子里装着饭盒,另一个袋子装着水果。
她看到我坐在床边,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冷淡的模样。
“来了?”她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声音不大,眼睛也没看我,自顾自地整理着饭盒。
“嗯。”我回应了一声。
“你吃饭了没?”妈妈问道。
“吃了。”我回答。
她没再接着问我。
她打开饭盒,里面是爸爸的饭,有稀饭,还配了点咸菜。
她小心翼翼地扶爸爸坐起来,把枕头垫在爸爸背后,然后把饭盒递给爸爸。
爸爸用左手接过饭盒,右手还插着留置针,不太方便,只好用左手拿着勺子,慢慢地吃着。
我静静地看着妈妈。
我发现她瘦了不少,头发也白了很多,尤其是鬓角那块,全是白发,以前可没这么多。
她在床边坐了下来,拿起一个苹果开始削。
她削得很慢,苹果皮断了两次。
我看着妈妈,轻声问道:“医生说要住几天呀?”
妈妈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苹果,头也不抬地说:“一个星期。”
接着,她又补充道:“观察观察,没啥事就可以出院了。”
我皱了皱眉头,继续问:“那出院以后呢?”
妈妈一脸疑惑地反问:“什么以后?”
我认真地说:“出院以后怎么办呢?我爸这个情况不能一个人在家了。”
妈妈听到我的话,手上削苹果的动作停了下来,她缓缓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防备,有试探,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感觉。
她目光紧紧盯着我,问道:“你什么意思?”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的意思是,要不接你们去深圳住段时间?”
这句话脱口而出,其实在说出口之前我根本没想过。
但它就那么自然地冒了出来,仿佛早就准备好了要说一样。
妈妈呆呆地看着我,手里的苹果皮还连着,晃晃悠悠地挂在半空中。
她语气带着惊讶,试探地问:“去深圳?”
我连忙解释:“嗯。我那边房子虽然不大,但住两个人没问题。深圳医疗条件也好,去大医院再查查。”
妈妈没有说话,她把苹果皮彻底削断,然后把苹果递给爸爸。
爸爸接过苹果,轻轻咬了一口,嚼得很慢很慢,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病房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我心里明镜似的,很清楚他们在琢磨些什么。
他们心里肯定在犯嘀咕:“你不是跟家里闹掰了吗?”
“你不是说不再给家里钱了吗?”
“你不是还说再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吗?”
“怎么这会儿又主动提出要接我们去深圳呢?”
我自己也在反复思索。
我怎么就把那句话说出口了呢?
是真的放心不下我爸的身体状况?
还是内心涌起了愧疚之情?
亦或是想证明点什么?
又或者仅仅是因为,在这弥漫着消毒水味儿的医院里,在那惨白的灯光下,看到我爸瘦得不成样子,我之前所有的“够了”都如同退潮一般消散,那个乖乖听话、生怕爸妈不高兴、总觉得亏欠他们的女儿又冒了出来?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回头再说吧。”我爸突然开了口,把手里的苹果轻轻放在床头柜上,“吃不完啦。”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和刚才截然不同。
刚才我提出接他们去深圳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就像火柴擦燃了一下,可很快就熄灭了。
而现在,他看着我的眼神,怎么形容呢,仿佛在打量一个许久未见的人,想要确认她还是不是记忆中从前的模样。
“你离婚了?”他突然问道。
病房里瞬间安静下来。
旁边病床上的老头不再咳嗽,他老伴也停下了拍背的动作。
整个房间里,只剩下空气净化器嗡嗡运转的声音。
昏暗的客厅里,暖黄的灯光轻轻洒下。
我妈坐在沙发上,眼神有些游离。
她看了我爸一眼,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没发出声音。
“嗯,离了。”我平静地说道,声音在安静的空气中回荡。
我爸坐在一旁,闻言轻轻点了点头。
他没有问为什么,也没问谁对谁错。
对于财产怎么分,他同样只字未提。
他只是默默地把苹果重新拿起来,咬了一口,然后慢慢咀嚼着,仿佛在品味生活的苦涩。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缓缓开口:“他对你不好?”
我陷入了沉思,脑海中浮现出过往的点点滴滴。
“不是好不好。是不对了。”我轻声说道。
我爸皱了皱眉头,似乎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妈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在婚姻的观念里,要么是好,要么是坏,根本没有“不对”这个选项。
“算了,”我爸叹了口气,“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我心里想说,不是过去了,是终于结束了。
但话到嘴边,我还是把它咽了回去。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很大的推门声。
“爸,我给你带了……”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
是我弟。
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从形状来看,里面应该是盒饭。
他看到我的时候,整个人明显顿了一下,就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紧接着,他脸上的表情变了,那不是惊讶,而是那种你意料之中会看到某个人,但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的表情。
“来了?”他淡淡地说,那语气和他妈一模一样。
“嗯。”我简单地回应了一声。
他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径直从他妈和他爸中间穿过去。
然后,他把手中的塑料袋轻轻放在了床头柜上。
那塑料袋恰好和旁边的饭盒碰了一下,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爸,我给您带了鸡汤。”他满脸热情地对我爸说道,“这是我对象她妈炖的,您趁热喝。”
那热情的语气,仿佛在故意忽略着什么。
我爸只是简单地应了声“好”,却没有任何动作。
病房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怪异起来。
我们四个人待在这个不到二十平的房间里。
我妈低着头,眼睛直直地盯着地板。
我爸则望向窗外,似乎在看外面的风景。
我弟自顾自地玩着手机。
而我,目光锁定在吊瓶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不经意间,我瞥见我弟换了微信头像。
新头像上是一辆白色的新车,车牌还特意打了马赛克。
看来,车还是买了。
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没打算问,也不想知道。
也许是他对象家里出的钱,也许是他借的,又或许是他妈从某个地方省出来的。
反正没从我这儿拿,这就足够了。
“那车,”我轻声开了口,声音不大。
但病房里格外安静,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话,“还挺不错的。”
我弟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
他似乎在琢磨,我这话到底是真心夸赞,还是在讽刺他。
他轻轻抿了抿嘴,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说:“还行。”
我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牌子的?”
他眼睛发亮,语气里透着几分得意,报出了品牌,“是十来万的国产车,白色的,自动挡,还有天窗呢。”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洋溢着那种终于拥有一个大件东西的得意神情。
我听着,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他小时候的模样。七岁那年,我在小卖部花二十块钱给他买了一个变形金刚。他当时兴奋极了,拿着那个变形金刚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逢人就骄傲地说:“这是我姐给我买的。”
那个变形金刚他玩了好几年,哪怕轮子掉了一个,他也说什么都不肯扔。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伸手摸一摸,仿佛那是他最珍贵的宝贝。
我微笑着,轻声说道:“挺好的。”
我心里暗自琢磨,他真的变了很多,还是说,他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以前没看清他呢?
他说完后,停了下来,眼睛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反应。
我又重复了一遍:“挺好的。”
他听后,沉默了下来,不再说话。我妈也安静地坐在一旁,没有出声。我爸则一直盯着窗外,我都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药水快要滴完了,我连忙抬手叫了护士来换。护士是个年轻的姑娘,她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过来,熟练地换了药瓶,然后在本子上认真地记了些什么,便转身离开了。
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门口,走廊里传来她跟人说话的声音。虽然听不清说什么,但那语调很轻快,好像在聊什么开心的事。
我缓缓站起身,开口说道:“我去楼下买点东西。”
我迈出病房的门,眼前的走廊很长。
一盏盏灯管整齐排列着,向走廊的尽头延伸而去。
我向前走了几步,拐了个弯,来到了楼梯间。
楼梯间格外安静,这里没有窗户。
仅有一盏白炽灯散发着微弱的光,将整个空间照得灰蒙蒙的。
我靠着墙,缓缓蹲下身子。
我并没有哭,只是静静地蹲了一会儿。
这时,楼梯间下面传来有人上来的脚步声。
那是皮鞋踩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嗒嗒嗒,一步一步,越来越近。
一个身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上楼梯,他看了我一眼,关切地问道:“没事吧?”
我轻声回答:“没事,蹲一下。”
医生继续往上走,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不见。
我慢慢站起身,感觉腿有点麻。
我扶着墙,站在原地等那股麻劲儿过去。
突然,手机震了一下。是小林发来的消息:“山还爬吗下周?”
我思索了片刻,手指在屏幕上打出两个字:“爬的。”
随后,我转身推开楼梯间的门,重新回到走廊。
走廊里,一个老太太正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头。
老头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老太太推得很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似乎生怕颠着老头。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并不大。
当我回到病房门口时,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病房的门没有关紧,留着一条窄缝,从这条缝隙里,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形。
我爸安静地躺在床上,双眼紧闭,我一时也无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睡着。
我妈坐在床边,手里握着那个已经削好的苹果。苹果的果肉已经微微发黄了,可她也没吃,就那样静静地拿着。
我弟坐在另一张空床上,背对着门,脑袋低低地垂着,专注地看着手机,肩膀微微弯着,像是承受着无形的压力。
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我静静地站在门口,目光落在这画面上,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个病房,这座县城的医院,这盏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白色灯,还有这些朝夕相处的人,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家”。
然而,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不是我不想拥有这个家,而是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属于过我。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推开病房的门。
听到门响,我妈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询问,看着我。
我弟也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淡,随后又把注意力放回了手机上。
我轻轻地走到我爸床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被角掖了掖。
我爸缓缓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眼神有些疲惫,然后又闭上了。
“我先回去了,”我轻声说道,“明天再过来。”
我妈张了张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我弟也没说话,继续专注地看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
我转身走出病房,脚步有些沉重。
我走过长长的走廊,灯光在地面上投下我的影子。
我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踏得很实。
我穿过医院的大厅,周围人来人往,却感觉与我无关。
最后,我走出了医院大门,外面的空气有些凉,吹在脸上,让我清醒了许多。
外面的天色早已黑透了。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地上。
地面上积着一滩滩的雨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雨,现在已经停了,空气里还弥漫着潮湿的味道。
我静静地站在医院门口,目光落在面前那条路上。
路的两旁种满了梧桐树,宽大的树叶依旧郁郁葱葱,还没有染上秋天的金黄。
路灯的光从树叶的缝隙间透下来,在地上洒下一片片破碎的光影。
突然,手机又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是我弟发的微信。
打开一看,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真的变了。”
我盯着屏幕,这一次,我没有觉得这话是指责。
心里平静如水,我手指轻点屏幕,回了一个字:“嗯。”
第4章
我没打算在老家待太久。
第三天,我爸出院了。
医生说他恢复得不错,叮嘱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生活习惯也要改一改。
办出院手续的时候,我妈在窗口前排队等候。
我站在走廊里,静静地等着我爸换衣服。
我透过门缝,看到他换衣服很费劲,一只手不太方便,扣子怎么也对不准扣眼。
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走到他身边帮他系扣子。
他静静地站着,没有动,呼吸很轻很缓,胸口只是微微起伏着。
他抬起头,轻声问我:“你什么时候走?”
“下午。”我回答得很干脆。
“嗯。”他只是轻轻应了一声。
扣子系完后,我走到衣架旁,把他的外套拿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帮他穿上,这件衣服太大了,是以前的款式,颜色是暗淡的灰色。
肩膀那块因为经常摩擦,已经有点发白了,袖口处还少了一颗扣子。
我看着衣服,跟他说:“回头给你买件新的。”
他摆了摆手,说:“不用,这件还能穿。”
我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阳光格外灿烂。
门口的梧桐树在微风的吹拂下,叶子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我妈办好了手续,从里面走出来,手里紧紧握着一沓单子。
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也不知道医保能报多少,自费又得花多少,感觉比预想的多了好几百块呢。”
这时,我弟开着车来接我们了。
那是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稳稳地停在医院门口。
他摇下车窗,并没有下车,只是轻轻按了下喇叭。
“走吧。”他淡淡地说道。
我妈小心翼翼地扶着我爸,让他坐在后排座位上。
我拉开副驾的车门,坐了进去。
一坐进车里,就闻到一股新车特有的味道,那是塑料和胶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我弟熟练地发动了车,挂上档,开始倒车。
他的动作十分娴熟,眼睛不时地看着倒车影像的屏幕,屏幕亮起来,蓝色的线随着方向盘的转动而变化。
他看了一眼屏幕,又迅速看了一眼后视镜,车子缓缓地开了出去。
一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气氛有些安静。
我弟打开了收音机,调到了当地的一个电台。
电台里正放着一首老歌,声音不大,却正好填满了这沉默的空隙。
经过那条主街的时候,我往街边望去,发现店面换了好几家。
以前的五金店已经变成了一家奶茶店,橱窗里摆满了各种漂亮的奶茶杯。
以前的杂货铺也变成了手机维修店,门口摆放着一些维修工具。
那个卖煎饼果子的摊子还在老地方,还是那个大叔。
他穿着一条围裙,围裙上全是油渍,正低着头专注地摊着饼。
我家在县城东边,是一栋三层的自建房。
楼下是铺面,租给别人卖电动车,门口停着好几辆崭新的电动车。
车稳稳地停在了家门口。
我妈率先下了车,快步走到门前,伸手打开了门。
我弟熟练地将车往边上靠了靠,停好后也下了车。
我爸在后排缓缓挪动着身子,动作显得有些迟缓。
我赶紧上前,伸手扶住他,他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胳膊上,虽然没有多少重量,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整个人的重心都在往我这边倾斜。
迈进家门,眼前便是那窄窄的、陡陡的楼梯。
这栋楼是我爸年轻的时候盖起来的,那时的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老了之后爬楼梯会是这般艰难。
我爸紧紧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上走。
走了几步,他便停下来,微微喘着气,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我妈跟在后面,大声喊道:“慢点慢点。”
声音在狭窄的楼梯间里回荡,产生了阵阵回音。
终于到了三楼的客厅。
沙发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这沙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
电视柜上整齐地摆着一排照片。
有我弟的毕业照,照片里的他笑容灿烂,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有全家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还有一张是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时我大概五六岁,扎着两个可爱的小辫子,穿着一条鲜艳的红色裙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那条裙子的样子已经记不太清了,但那个背景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县城公园的那个假山,如今那假山已经拆了好几年了。
我妈转身去了厨房烧水。
我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玩了起来。
我爸则靠在另一个沙发上,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些许疲惫。
我站在客厅中间,环顾四周,心里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种感觉很奇怪——这明明是我家,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但现在站在这里,却感觉自己像个客人。
其实啊,不是他们把我当客人。
而是我自己,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了。
“来,喝水。”
妈妈端着一杯水从里屋走出来。
她先把水递给爸爸,然后又给了我一杯。
那杯子是旧的,上面印着某个银行的logo。
杯子的边沿还磕了一个小缺口。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哎呀,水好烫。
妈妈看着我,问道:“你下午几点的车呀?”
我回答:“三点多。”
妈妈说:“那还早呢,吃了饭再走呗。”
我轻轻应了一声:“嗯。”
妈妈提议:“吃饺子吧,冰箱里还有呢。”
说着,她就往厨房走去。
走了两步,她又回头,看着我说:“你帮我包一下哈。”
我跟着她进了厨房。
这厨房不大,灶台的墙面上全是油渍。
那些油渍,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妈妈从冰箱里拿出冻着的肉馅和一袋饺子皮。
她把它们放在案板上,然后去洗白菜。
水龙头开得很大,水哗哗地响着。
她弯着腰,背对着我。
透过衣服,能清楚地看到她肩膀的骨头,一块一块的。
她瘦得让人心疼。
我轻声叫了她一声:“妈。”
妈妈应了一声:“嗯。”
我又问:“我爸的药开够了吗?”
妈妈说:“够了,开了一个月的。医生说吃完再复查。”
我赶紧说:“那复查的时候我回来。”
妈妈连忙说:“不用。”
她的声音被水声盖住了一点,“你忙你的,我们自己能去。”
我听了,没再接话。
她弯下腰,将白菜从水里捞起。
而后轻轻甩了甩白菜上的水,把白菜放在案板上。
她拿起刀,动作娴熟地开始切菜。
刀很快,切菜的声音十分清脆,笃笃笃的声响回荡在厨房里。
不一会儿,白菜被切成了细丝,接着又被切成碎末。
她把切好的白菜碎末和肉馅放在一起,依次加入盐、酱油和香油。
然后伸出手,将它们抓匀。
她的手很干,骨节粗大,指甲剪得短短的,此时沾了肉馅显得油乎乎的。
我看着她熟练的动作,也拿起饺子皮开始包。
我的包饺子手艺是跟她学的。
记得她教我时说,捏褶子的时候要用力,不然煮的时候饺子会散。
她包得很快,一个接着一个,包好的饺子摆在案板上,整整齐齐的。
我包得慢,包出来的饺子形状也不太好看,歪歪扭扭地排在案板的另一边。
“那个钱的事,”妈妈忽然开口了,眼睛没看我,手上继续包着饺子,语气有些迟疑地说道,“你弟那个车,他对象家里出了大头。”
“嗯。”我轻轻应了一声。
妈妈又接着说:“你别怪你弟,他就是性子急,说话不好听。”
我赶紧说道:“我没怪他。”
“那就好。”妈妈停了一下,把手里包好的饺子放在案板上,又拿起一张饺子皮,一边包一边缓缓地说,“你一个人在那边,好好的就行。”
我没说话,心里却有些复杂。
妈妈犹豫了一下,忽然问道:“钱够不够?”
我手里正在包的饺子顿了一下。
我妈从来没问过我钱够不够,从来没有。
“够。”
我说。
她应了一声“那行”,随后便不再多问,低下头继续专注地包饺子。
不一会儿,饺子包好了,满满大半盘,足够三四个人饱餐一顿。
我妈去厨房烧水,水烧开后,她将饺子一个个下到锅里。白花花的饺子一下锅,就在沸水里欢快地翻滚起来。她连忙拿起铲子,轻轻地推了几下饺子,眼神里满是小心翼翼,生怕饺子粘锅了。
随着锅里蒸汽不断升腾,渐渐糊住了厨房的窗户。透过那层雾气,她的脸也变得有些模糊。
我轻声唤了她一声:“妈。”
她轻声回应:“嗯。”
我看着她,说道:“你瘦了。”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用铲子捞起一个饺子,仔细端详了一下,又把饺子放回锅里,说道:“再煮一会儿。”
午饭就是吃饺子。饭桌上,我爸吃了八个,我吃了十二个,我妈只吃了六个,而我弟一口气吃了二十多个。
可他还觉得不够,吃完后,他嘴里嘟囔着:“这还没吃饱呢。”接着就跑去冰箱,找了根火腿肠,直接剥开,大口吃起来。
吃完后,我弟拍了拍肚子,说:“下午得送我对象去上班,我先走啦。”
车发动的声音在楼下响了很久,随后渐渐远去,声音越来越小。
我走到厨房,帮我妈收拾碗筷。我拧开水龙头,冰凉的水“哗啦啦”地流出来。我挤了些洗洁精在手上,那泡沫在我的手心里滑来滑去,痒痒的。我一边洗碗,一边擦拭着灶台。
此时,我爸吃完饭,又靠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发出嘈杂的声音,但他并没有看,似乎只是让那声音在屋里回荡着。
我擦干手,走到沙发旁,坐在我爸旁边。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
我喊了声:“爸。”
他应道:“嗯。”
我看着爸爸,关切地问道:“你那个腿,有没有再去看看呀?”
爸爸一脸疑惑,反问道:“什么腿?”
我提醒他:“就是你年轻时候摔的那个腿啊,你现在走路都往左边偏呢。”
爸爸沉默了片刻,像是在努力回忆。然后缓缓说道:“那个啊,老毛病了,看与不看都一个样。”
我认真地说:“回去我帮你挂个号,去深圳的医院,找个好点的骨科医生瞧瞧。”
爸爸有些惊讶,又问了一遍:“去深圳?”就跟上次在医院时一样,那语气里满是不敢相信。
我笑着说:“嗯,你不是还没去过我那儿吗?”
爸爸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最终,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过了一会儿,爸爸又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变得平缓,看样子是睡着了。
到了下午两点多,我收拾好东西,背起包准备离开。
这时,妈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手里拎着一个袋子,递给我,说道:“这个你带上,自家种的花生,你小时候最爱吃了。”
我接过袋子,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得满满的,透过袋子都能清晰地看到花生壳的纹路。
我点点头,说:“好。”
我开始下楼,妈妈一直把我送到门口。
当我走在楼梯上时,妈妈在后面叮嘱道:“到了打个电话。”
我回应道:“好。”
门口的阳光十分刺眼,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站在那里缓了一会儿。
然后,我伸手拦了一辆车,朝着车站的方向驶去。
车子驶出很远了,我回头瞥了一眼。
只见妈妈还站在门口,小小的一个点,就像一根钉子死死地钉在那里。
火车里人满为患,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自己的座位,座位靠窗。
旁边坐着一位年轻妈妈,怀里抱着个小孩。
小孩大概两三岁的样子,一直在哇哇大哭。
年轻妈妈满脸焦急,一边轻声哄着,一边轻轻拍着小孩,嘴里还小声说着些什么。
可小孩依旧哭个不停。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飞速往后退。
先是县城那些矮矮的房子,接着是广袤的农田,然后是一条波光粼粼的河。
河上有一座桥,桥栏杆上晒着被子,红的绿的,十分鲜艳。
我掏出手机,翻到和弟弟的聊天记录。
上面显示着他说的“你真的变了。”
我回复的那个“嗯”还静静地躺在那里,下面便没了新消息。
我思索了一会儿,敲下几个字:“车好看。注意安全。”
然后点击了发送。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消息:“知道了。”
就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不是“知道了姐”,只是“知道了”。
少了那个“姐”字,仿佛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可他说得理所当然,好像那个字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我有些失落,把手机放回兜里。
这时,旁边的孩子还在哭个不停。
年轻妈妈无奈地站起身,抱着孩子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轻轻晃着。
她口里哼着什么调子,声音很低,根本听不清歌词。
孩子渐渐止住了哭声。
他乖乖地趴在她的肩膀上,眼睛紧紧闭着,那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像蝴蝶的翅膀。
他的小嘴微微张开,模样可爱极了。
回到深圳的时候,天色已然完全暗了下来。
出站口人潮涌动,十分热闹。
有的人拖着行李箱,脚步匆匆;有的人背着包,行色匆匆;还有的人抱着花,脸上洋溢着幸福。
每个人都走得很急,仿佛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地。
我站在广场上等待着车。
风很大,呼呼地吹着,把我的头发吹得四处飞扬。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天空中没有星星,呈现出一片橙色,那是城市灯光映照出来的颜色。
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座位坐下来。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认真地看着。
他眉头紧皱,神情专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当他翻页的时候,我瞥了一眼文件,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是一份合同。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我打开门,伸手打开灯,然后换了鞋,把花生放在桌上。
我走进浴室洗了个澡,出来后看到手机上我妈发了一条微信:“到了?”
我回复:“到了。”
她又回:“早点睡。”
我回:“你也是。”
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坐在床上,拿着毛巾擦着半干的头发,看着这三句简单的对话,忽然感觉有些陌生。
以前我妈跟我聊天,不会只用“早点睡”这种话。
她会说“你弟那个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或者“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你爸想你了”。
这哪是什么关心啊,不过是一项任务罢了。
此刻,她轻轻说了句“早点睡”。我不禁眉头微蹙,心里琢磨着,这到底是真心的关怀,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脸上带着些许思索,缓缓地把毛巾挂在了椅背上。随后,整个人放松地躺了下来。
抬头望去,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依旧散发着微弱的光。这灯啊,上次闪了之后就一直没换,不过最近倒也不闪了。我就这么呆呆地盯着它看了许久,发现灯管的两端已经有些发黑了,估计是快坏掉了。
突然,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是一条新闻推送。我随意瞥了一眼,原来是某某明星离婚的消息。我满脸不在意地划掉了这条推送。
没多久,手机又亮了。这次是小林发来的微信:“这周末还爬山吗?”我迅速回复:“爬。”
小林很快回了句:“好,周六早上八点老地方见。”
我毫不犹豫地答了句:“好。”
说完,我顺手把手机放在了枕头边,然后伸手关掉了灯。
房间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就在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隔壁有人在吵架。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只听见一个女人怒气冲冲地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接着,一个男人不耐烦地回应:“我不想怎么样。”
就这么你来我往,反反复复就这两句话。过了一会儿,争吵声渐渐停了下来。
紧接着,传来一声关门声,那声音响亮极了,震得墙壁都微微颤动起来。
我轻轻翻了个身,把脸朝向墙壁。这墙的那边就是隔壁的卧室。我在这儿都住了半年了,却从来没见过里面住的人是谁。
这墙啊,薄得厉害,有时候我甚至能听见那边传来的呼吸声。有时候是鼾声,有时候是翻身的动静,还有时候能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
我轻轻地把被子拉到下巴处,缓缓闭上眼睛。
突然,一件事涌上心头。
那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来到了深圳。
我的第一份工作,试用期工资只有四千五。
我租了一个隔断间,只有八平米大小,而且没有窗户。
门一关,房间里就完全陷入黑暗。
第一晚,我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哭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我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放弃了上海,来到了深圳,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呢?
后来,我当然明白了。
其实没有什么对与不对,这只是一个选择而已。
所有的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只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太傻了。
但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只有那么多见识、那么多勇气、那么多力量。
想着想着,我渐渐睡过去了。
第二天,闹钟响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
我迷迷糊糊地按掉闹钟,继续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天色从灰慢慢变白。
楼下垃圾车来了,发出轰轰的响声,响了一阵后又开走了。
卖早餐的推车经过,喇叭里大声喊着:“包子豆浆油条!”
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我伸了个懒腰,起身去洗漱。
洗漱完后,我认真地挑选衣服,然后穿上。
接着,我出门了。
地铁上的人很多,大家都挤在门口。
每个人都在看手机,有的人在刷短视频,看得哈哈大笑。
有的人在回消息,手指在屏幕上快速地敲打。
还有的人在看电子书,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我静静地站在车厢的角落里,手紧紧扶着手环。
身体随着车厢有节奏地晃动着,我眼神有些放空,思绪也不知飘到了哪里。
终于到了公司,我熟练地打卡,然后走到工位前打开电脑。
接着去茶水间倒了一杯水,慢悠悠地回到座位。
这时,小林端着杯子,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过来。
她看了我一眼,眼中带着一丝好奇,开口问道:“你回老家了?”
我有些惊讶,反问道:“你怎么知道?”
她微微皱了皱鼻子,笑着说:“你身上有烟味。你爸抽烟?”
我轻轻点了点头,回答道:“嗯。”
她又接着问:“怎么样?回老家这一趟。”
我淡淡地说:“还行。”
她没再多问,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工位。
我们的工位隔了一排,我不经意间能看到她低头看屏幕的样子。
她把头发扎了个马尾,白皙的后颈露在外面,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一上午的时间,我都在专心做表。
我一个一个地敲着数字,仔细地设好公式,让表格自动计算。
做完后,我认真检查了两遍,确认没问题后,发邮件给领导。
然后,我又开始着手做下一个表格。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下楼去了便利店。
在便利店里,我选了一份便当,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便利店的玻璃窗很大,透过窗户能看到外面热闹的马路,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脚步匆匆,好像都有着自己明确的目的地。
这时,一个外卖员骑着车快速经过,后面的箱子上贴着一行字:“生活不易,请多担待。”
我嚼着便当里的西兰花,却感觉没什么味道。
下午三点多,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显示来自深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礼貌的声音:“你好,请问是周女士吗?”
“我是。”
我淡淡地回应着,眼神随意地在周围扫了扫。
“我是XX律师事务所的,关于您之前咨询的财产分割后续问题,我们这边有些材料需要跟您确认一下……”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职业且礼貌的声音。
我微微一愣,目光落在手中的茶杯上。我没有咨询过任何事务所啊。
“您是不是打错了?”我带着疑惑,声音提高了一点。
“请问您是周晚笙吗?”对方不紧不慢地问。
“是。”我如实回答,心中的疑惑更甚。
“那就对了,您上周四在我们网站提交过咨询,记得吗?”电话那头继续说道。
上周四。我皱起眉头,仔细回忆着。上周四我确实在网上看过一些东西,但那不是咨询,只是随便看看而已。我没填过任何表单,也没留过电话。
“我没提交过咨询。你们搞错了。”我语气坚定,眼神里满是肯定。
那边沉默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那可能是我这边搞错了,不好意思。”声音里带着一丝歉意。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眼神逐渐变得凝重。忽然,我想起一件事——上周四,我把手机借给同事用过,当时她一脸焦急地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打个电话。我没多想就借了。她打了多久呢?两三分钟吧?也许她不止打了电话。
我的心跳忽然加快了几下,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手机。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不可能,同事不会做这种事的,她没有动机啊。
“应该是我想多了。”我轻声嘀咕着,但还是在心里记了一下这个号码。
下午四点整,领导把我叫去开会。
他一坐下就说:“下个月有个项目得跟进,估计要加班,你看行不?”
我连忙点头,干脆地回答:“没问题,领导。”
领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关切地问:“你最近状态还成吧?”
我挺直腰板,自信地说:“可以,领导,您放心。”
领导满意地点点头,说:“那就行。”
散会后,我慢悠悠地走出会议室,在走廊上停住了脚步,靠在墙边站了一会儿。
此时,走廊的窗户敞开着,轻柔的风悠悠地吹进来,那风里竟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那香味若有若无的。
我不禁深吸一口气,心里琢磨着:深圳的桂花居然也开了,这味道和老家的别无二致,一样带着股苦味。
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我掏出手机一看,是一条微信,是我妈发过来的。
消息写道:“你爸说想去你那儿住几天。”
我眼睛死死地盯着这行字,心里犯起了嘀咕。
“你爸说”这三个字听着怪有意思的,不是我妈说,偏偏是我爸说。我爸这人,一辈子都闷葫芦似的,现在怎么就开了口。
我手指在屏幕上敲了几个字,回复道:“来吧。”
打完字后,我又想了想,觉得还是周到点好,便又加上一句:“买票了告诉我,我去接。”
没过一会儿,我妈回了一个字:“好。”
我依旧站在走廊上,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那桂花香一阵接着一阵地飘来。
温暖的太阳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方方正正的光块,我的影子乖乖地落在里面,又细又长,显得孤零零的。
我失神地盯着那个影子,看了好一会儿,脑海里思绪万千。
之后,我缓缓地转过身,抬脚朝着办公室走去。
走进办公室,我看到电脑屏幕依旧亮着光。
打开的Excel表也还停留在那儿,光标在最后一个单元格里,一闪一闪的,仿佛在催促着我继续工作。
我缓缓坐下,将手轻轻放在键盘上,接着继续做表。
那些数字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排列得十分整齐。
它们是那样的诚实,不会有丝毫的欺骗。
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天在咖啡馆的场景。
朋友一脸关切地问我:“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当时一脸茫然,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而现在,我终于有了答案。
这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计划,也不是要决裂、切断一切后重新开始。
只是继续坚定地往前走。
带着那把打不开任何门的钥匙,它仿佛是过去的一个象征。
带着那袋自家种的花生,那里面有着家的味道。
带着“早点睡”那三个字,那是温暖的关怀。
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专注地把最后一行数字敲进电脑,然后点击保存,接着关掉文件。
我望向窗外,发现天色还亮着。
我心里想着,明天还要去爬山呢。
第5章
两周后的一天,我爸要来深圳了。
票是我妈买的,他们周日下午三点到站。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深圳北站,在出站口静静地等着。
周末的北站人可真多啊。
有的人拖家带口,小孩在旁边叽叽喳喳地闹着。
有的人背着大包小包,脚步匆匆。
还有的人举着手机跟人视频,脸上洋溢着笑容。
整个大厅里闹哄哄的,声音嘈杂极了。
我站在栏杆边上,眼睛紧紧盯着电子屏上的到站信息。
信息一趟一趟地刷新着,我的心也跟着揪起来。
三点十分,我终于看到我爸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得严严实实,一直拉到最上面。
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看起来沉甸甸的。
我妈跟在他后面,拖着一个小行李箱,脚步有些吃力。
两个人悠悠地走着,步伐都慢腾腾的。
我爸走路时还是不自觉地往左偏着,他的左肩明显比右肩低一些,仿佛是背上背着什么无形的重物一般。
这时候,我妈在后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你慢点!”
那声音格外响亮,周围好几个行人都被吸引,纷纷转过头来张望。
我见状,赶紧朝着他们挥了挥手。
我爸看到我之后,脚步稍微加快了一点。
不过,他能快的程度也有限,走路依旧是歪歪斜斜的模样。
“来了。”我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去。
我先从妈妈手里接过了行李箱,接着又伸手去拿爸爸的布袋。
那布袋沉甸甸的,我大致猜到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了。
“带了点红薯,你妈非说这边的红薯不甜。”爸爸一脸无奈地解释道。
“这边的红薯确实比不上家里的。”我认同地说道。
妈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她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就像在一个陌生地方迷失了方向一样,眼神里带着些许慌乱。
深圳北站可真大啊,头顶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指示牌。
站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妈妈紧紧地攥着包带,步子迈得很小,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和我们走散了似的。
我领着他们去坐地铁。
到了进站口,妈妈看着闸机一下子愣住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通过。
我赶忙给她指明:“妈,把票放在感应区就行。”
妈妈试了两次,才成功通过闸机。
她过去之后,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表情我实在难以形容,有点慌乱,又带着一丝不好意思。
地铁里人挺多的,已经没有座位了。
我爸抓着扶手站在那里,我妈站在他身旁,双手紧紧地攥着包。
车厢里响起了报站声,是普通话和粤语交替着。
我妈听不懂粤语,每报一个站,她就会抬起头,眼睛紧紧盯着电子屏,仔细确认自己有没有坐过站。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忽然间,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
这个城市我已经待了十年,对地铁的线路、闸机的使用方法,还有粤语报站那些听不懂的音节,都早已习以为常。
可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那种陌生感,大概就和我现在回到老家,站在那个楼梯口时的感觉差不多。
到家了,我打开门。
我妈站在门口,往屋里看了一眼,却没有迈进去。
她微微皱着眉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惊讶:“就这么大?”
我轻轻点了点头,回答道:“嗯。”
她没再说话,拎着包走进了屋子。
我爸跟在她后面,在玄关处换了鞋,然后走到客厅中间停了下来,眼睛四处打量着。
他微微点头,语气平和地说:“还行。”
我妈把布袋子和行李箱放在墙边,开始在屋子里转悠起来。
她像个认真的巡视员,先是走进厨房,眼睛在里面扫了一圈。
接着又来到卫生间,仔细地看了看。
最后走进卧室,看了看里面的布置。
她没有说话,但从她微微抿着嘴、眉头微皱的表情,我能看出来她觉得屋子小了。
毕竟老家那个自建房有三层楼,每一层都比这个屋子大得多。
她目光好奇地看着我,开口问道:“你一个人住?”
我轻轻点了点头,应了声:“嗯。”
房间里那张一米五的床,映入我的眼帘。以前两个人睡的时候,刚刚好,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就显得空荡荡的大了起来。
我心里不禁感慨,以前我从没想过床会大,可现在却明显感觉到了这份空旷。
我微笑着对她说道:“你先坐会儿,我去做饭。”
说完,我便转身进了厨房,打开冰箱门,开始挑选食材。
这些都是我昨天晚上特意买好的,有排骨、冬瓜,还有青菜,足够三个人吃了。
我在水池边认真地洗菜、切菜,余光瞥见妈妈站在厨房门口,她没有进来,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温柔地看着我。
妈妈略带惊讶地问:“你会做饭了?”
我笑着回答:“学了一阵子了。”
以前我是真不会做饭,家里做饭的事儿一直都是前夫负责,我就只负责洗碗。
离婚以后,总不能不吃饭吧,可外卖吃多了,胃老是疼,没办法,我就自己开始学着做。
最开始做出来的东西那叫一个难吃,自己都难以下咽,不过后来慢慢摸索,手艺也渐渐好了起来。
现在我已经能做几个家常菜了,虽然不算特别好吃,但至少能入口。
我把排骨放进锅里开始炖煮,然后走出厨房去倒水。
爸爸正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了,和我之前在老家看到的一样,电视就那么开着,发出嘈杂的声音。
我没去管它,随爸爸去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围坐在桌前。
桌上摆着炖排骨、清炒冬瓜,还有一个蛋花汤。
爸爸吃得很是满足,一连吃了两碗饭,妈妈则只吃了一碗。
排骨炖得很烂,爸爸牙不好,吃起来也毫不费力。
妈妈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嚼慢咽的。
突然,妈妈放下筷子,缓缓说道:“你弟那个对象怀孕了。”
我正夹菜的手,突然停顿了一下。
时间过得真快,都快两个月了。
“哦。”我轻声应道。
原来,他们打算明年结婚。
“嗯。”我又轻轻应了一声。
这时,妈妈看了我一眼,随后便没再接着往下说。我心里明白她想说什么,可她终究还是没说出口。或许是因为爸爸在这儿,又或许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
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妈妈则和爸爸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正播着一档综艺节目,几个明星在欢快地玩着游戏,笑声格外响亮。可妈妈没有笑,爸爸也没笑,不过他们都没有去换台。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床让给了妈妈,自己在客厅打起了地铺。爸爸睡在沙发上,盖的被子是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
关灯之后,屋子里安静极了。我躺在地铺上,看见窗外有光亮透进来,也不知道是哪栋楼的灯。妈妈卧室的门没有关严,我能隐隐约约听到她翻身的声响。
“明天带你爸去哪个医院?”妈妈忽然开口问道。
“港大深圳医院,号已经挂好了,是明天上午的。”我回答道。
“贵不贵啊?”妈妈又问道。
“医保能报一部分。”我说道。
“嗯。”妈妈应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说:“你弟在老家也挂了号,是县中医院,说是可以针灸。”
我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
“他其实挺上心的,”妈妈接着说,“你爸住院那几天,他天天去,一下班就去。”
“我知道。”
我轻声回应着,声音里带着一丝淡淡的无奈。
妈妈的声音隔着一道门传了过来,闷闷的,带着一种劝诫的口吻:“你别总觉得他对你不好。”
“他就是个男孩子,粗心,但心里有。”妈妈又补充了一句。
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不是不想回答,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心里琢磨着,我弟心里有没有这个家,我心里有没有这个家,这些事儿就像一团乱麻,根本说不清楚。
说出来就好像在算账,算谁付出得多谁付出得少。
可家又不是账本,哪能算得清呢。
“行了,睡吧。”妈妈说道。
“嗯。”我应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轻手轻脚地起了床。
我走进厨房,开始熬粥,又熟练地蒸上了馒头。
等我把一切都弄好,一抬头,发现妈妈比我起得还早。
她正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爸爸的水杯。
她眼睛望着对面那栋楼,眼神有些迷离,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边早上空气还行。”妈妈打破了沉默。
“嗯。”我回应道。
坐地铁去医院的路上,我看着妈妈有些笨拙地摆弄着手机,耐心地告诉她怎么用手机扫码过闸。
妈妈学得很慢,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脸上露出了一丝焦急。
又试了几次,终于成功了,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瞬间的笑。
那笑容转瞬即逝,但我还是看到了,心里也跟着暖了一下。
到了医院,只见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骨科在六楼。
等诊的时候,爸爸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显得有些疲惫。
妈妈站在他旁边,时不时地看看爸爸,眼神里满是关切。
我则站在窗口,望着外面的景色。
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中药混在一起的味道,闻起来不太好闻,但比老家县医院那种味道淡一些。
叫到号了。
我陪着爸爸走进诊室。
只见医生是个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语速飞快。
他一连串问了好多问题:“什么时候摔的呀?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现在感觉咋样?走路疼不疼啊?”
爸爸回答得特别慢,医生每说一句,他都得想老半天才能答出来。
“去做个核磁吧,先看看情况。”医生开好单子递给我们。
做核磁得排队,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爸爸去换衣服的时候,妈妈想进去帮忙,可护士说家属得在外面等着,让爸爸自己来。
爸爸换衣服的动作特别慢,等他出来时,裤子都穿歪了。
我赶忙蹲下去,帮他把裤子拉正,他就静静地站着,手扶着墙。
“你小时候啊,我还帮你穿衣服呢,”爸爸突然感慨地说,“现在倒过来喽。”
我没敢抬头,可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检查做完后,还得等结果,医生说要等到下午。
我们出了医院,在附近找了家快餐店吃饭。
爸爸点了一份蒸鱼,吃得挺香。
妈妈要了一份青菜,吃得很清淡。
我则选了一份牛肉,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饭,我们坐在店里等着。
妈妈困了,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
爸爸就静静地坐着,眼睛望着窗外。
突然,爸爸转过头问我:“你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你高兴不?”
“爸。”我轻轻喊了他一声。
“我就是随便问问。”爸爸解释道。
我想了想,说道:“当时高兴。”
“后来呢?”
我好奇地问道,眼睛紧紧盯着对方。
“后来不高兴了。”
对方淡淡地回应,脸上带着一丝无奈。
他轻轻点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脸上神情平静。
下午,我拿着检查结果去找医生。
医生眉头微皱,仔细查看结果后说:“膝关节的半月板有磨损,韧带也有点问题,不过不算太严重。”
医生接着建议:“可以先做康复训练,要是实在不行再考虑手术。”
说完,医生认真地把动作要领演示了一遍,还贴心地说:“你用手机录下来,回去照着做就行。”
“先练两个月,再来复查。”医生叮嘱道。
在回去的地铁上,我爸坐在座位上。
他低着头,眼睛紧紧盯着我手机里的康复训练视频。
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慢慢地滑来滑去,动作不太熟练,小心翼翼的,生怕把屏幕按碎了。
“记不住啊。”我爸有点懊恼地说。
“回去我教你。”我安慰他。
“嗯。”我爸轻轻应了一声。
晚上,我在厨房里忙了好一阵,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有香喷喷的红烧肉,红黄相间的西红柿炒蛋,绿油油的炒菜心,还有鲜美的豆腐汤。
这时,我弟发了一条微信,就一个问号,意思是问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直接回了个视频通话过去,是我爸接的,还开了免提。
电话那头很吵,听起来像是在饭馆里,还有其他人说话的嘈杂声。
“爸,医生怎么说?”我弟的声音传来。
“说还行,让做康复。”我爸回答。
“那就行。姐,你在那边照顾好啊。”我弟说道。
这时,我妈接过话:“你吃饭了没?别老在外面吃。”
“吃了吃了,放心吧。”
电话里的声音刚落下,说了没两分钟就挂断了。
我爸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还亮着通话结束的界面。
我低头看了眼通话时长,两分十七秒。
接下来那几天,我专门请了年假,在家好好陪着我爸妈。
清晨,天色刚亮,我就带着爸妈去公园散步。
我爸认真地练着康复动作,我妈在旁边兴致勃勃地跟着学。
她的动作比我爸还慢,不过她一脸认真,每一个动作都努力做到位。
到了下午,我们就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
晚上,我系上围裙,走进厨房做饭。
吃完饭后,我们一家就出门遛弯,享受着夜晚的宁静。
第三天晚上,遛弯回来走到小区楼下时,碰到了遛狗的邻居。
那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牵着一只雪白的小狗。
老太太住在楼上,平时见面我们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
她看到我爸妈,脸上立刻露出笑容,问道:“你爸妈来啦?”
“嗯,住几天。”我笑着回答。
“好,好啊。”老太太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我爸,又看了看我妈,接着说,“子女在深圳好啊,这边气候好。”
我妈微微抿嘴,笑了笑,没说什么。
上楼的时候,我妈走在我前面。
才爬了两层,她就大口喘着气,双手紧紧扶着扶手,歇了一会儿。
她一脸担忧地问:“这楼没电梯?”
“没有。我租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以后你爸要是真的来住,怎么办?”妈妈皱着眉头又问。
我张了张嘴,却没回答。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那天夜里,我正躺在客厅的地铺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眠。
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妈妈在房间里跟爸爸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竖起耳朵仔细听,还是听不太真切。
只听到他们的话语断断续续的,我努力捕捉着,听到了几个词——“她也不容易”“那个钱”“算了” 。
这些词根本凑不成完整的句子,但我心里大概猜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第五天。
他们说该回去了。
我赶忙挽留:“再住几天吧。”
妈妈皱了皱眉头,无奈地说:“不回不行了,你爸的药快吃完了,回去得重新开新的。”
我连忙说:“在这边开也行啊。”
妈妈叹了口气,解释道:“医保不在这边,报不了呢。”
我听了,也不好再挽留了。
走的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去送他们去北站。
北站的候车大厅里,人还是那么多,熙熙攘攘的。
爸爸坐在椅子上,神情有些疲惫。妈妈站在他旁边,手里紧紧攥着车票,眼神里透着一丝不舍。
我把布袋子和行李箱小心地放好,然后认真地跟他们说:“路上注意安全。”
妈妈微笑着说:“行,你回去吧。”
我叮嘱道:“到了打个电话。”
妈妈点点头:“好。”
我转身刚走了几步,就被妈妈叫住了:“等等。”
我疑惑地回头,只见妈妈快步朝我走过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迅速地塞到我手里,说:“这个你拿着。”
我一看,是一个厚厚的红包。
我惊讶地叫了一声:“妈?”
妈妈有些严肃地说:“你别问了,拿着。”
我赶紧推辞:“我不要——”
妈妈把我的手一按,强硬地说:“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她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旁边有人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她连忙把红包塞进我外套的口袋里,还用力按了按,那模样,生怕我会掏出来还给她。
“你自己留着用。”她认真地说,“在外面生活可不容易。”
说完,她便转身走了回去,回到我爸身旁,顺手拎起那个布袋子,轻声说了句:“走吧。”
我爸缓缓站起身来,又看了我一眼,还是那熟悉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许久未见的人。
他们朝着检票口走去。我妈走在前面,步伐轻快;我爸跟在后面,步子依旧有些歪,左肩低右肩高。
检票的时候,我妈把票递给工作人员,顺利过了闸机。她回头看了一眼,瞧见我还站在原地,便挥了挥手。
我也跟着挥了挥手。
然后,他们渐渐走远,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再也分辨不出哪个是他们。
我静静地站在候车大厅里,双手插在口袋里,手指不自觉地摸着那个红包。那纸的触感,软软的。
周围的人群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在匆忙赶路,只有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广播里不停地播报着车次信息,先是标准的普通话,接着是粤语,最后是英语。
我慢慢往外走,出了北站,刺眼的阳光扑面而来。
我站在广场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包,缓缓打开。
那是整整两千块钱。
崭新崭新的,还是连号的,就像是刚从银行的取款机里吐出来一样。
纸币硬邦邦、挺括括的,我拿在手里,稍微动一动,就能清晰地听到那哗啦哗啦的响声。
我小心翼翼地把钱对折好,轻轻地放回红包里,然后又把红包仔细地装进口袋。
风呼呼地刮着,深圳的风似乎总是这么大。
我孤零零地站在广场的正中央,狂风肆意地把我的头发吹到脸上,糊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我没有伸手去拨弄,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任由狂风在我耳边呼啸。
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低头一看,是一条微信消息,竟然是前夫发来的,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联系过了。
“有个快递寄到我这儿了,收件人是你的名字,你要不要来拿一下?”
我皱了皱眉头,思索了片刻,然后慢慢地在手机上打出几个字:“寄到付吧,我把地址发给你。”
“行。”
过了几秒钟,他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你最近还好吧?”
我盯着这五个字,看了好长好长时间。
这哪里是好不好的问题啊。
我心里清楚,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前夫会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妈给了我一个装着两千块钱的红包,我爸居然学会了用手机看视频,我弟买了一辆白色的车,他对象还怀孕了,打算明年就结婚。
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朝着新的生活大步前进。
只有我,还傻傻地站在原地,被这无情的狂风肆意吹打着,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红包,口袋里还揣着一把怎么也打不开家门的钥匙。
但其实,我也并没有不好。
我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
只是静静地站在这儿,等着风停下来。
手机又震动起来。是小林发来的消息:“这周六爬山,别忘了哈。上次你可是说要去爬的。”
我简单回了一个字:“好。”
随后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朝着地铁站走去。
才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
我又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条消息:“那个红包,谢谢。”
没过多久,她回了消息:“买点好吃的。”
看到这四个字,我笑了。
这不是苦笑,也不是冷笑,是那种嘴角自然往上弯的真切笑容。
因为我突然想起,从小到大,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买点好吃的”这句话。
她平时只会念叨“你钱够不够花”“你省着点用”“你弟那个事”。
“买点好吃的”——这已经是她能说出来的最接近“我爱你”的话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往前走。
走进地铁站,拿出卡去刷卡,然后过闸机。
这次很顺利,一下就刷过去了。
我站在站台上等车,风从隧道里呼呼地涌出来,风很大,吹得我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
往隧道深处看去,有光亮在逐渐变大,越来越亮,越来越近,还伴随着铁轨传来的震动声,车要来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稳稳地站在黄线后面。
车缓缓驶来,车门“哐当”一声打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抬脚走了进去,目光扫视一圈,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子启动,平稳地向前行驶着。
隧道里的灯一闪一闪的,发出微弱的光,映照在车窗上,我隐隐约约能看到自己的脸。
我嘴角微微上扬,对着车窗里的自己笑了一下。
就在那一瞬间,那句话突然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真受够你们家了。”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受够的不是他们家。
我受够的是那个在生活里,从来都不敢说“不”的自己。
“嘟——”,地铁到站的提示音响起,车门缓缓打开。
我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角,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出去。
站台上依旧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脚步匆匆。
他们神色焦急,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好像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们。
我也走得很急,但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不是被什么东西追,而是我自己渴望走到前面去。
至于走到哪里去,我心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不过没关系,走就是了。
